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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史话35】第七部分: 联邦政府(1901-1914)

来源: 作者:平民 时间:2019-10-02 14:27:06 点击:

1. 巴顿内阁

1901年1月1日,总督代表女王在悉尼宣布澳洲联邦政府正式成立。有十万民众在世纪公园参与庆祝活动。此时可谓三无,无议会建筑,无国旗(1903年确立),无首都(1927)。暂定墨尔本为首都。

给澳洲祝福的维多利亚女王(1830-1901)于1月22日去世。在这匆忙的建国中,还要提总理人选一事。新州议会内,巴顿是保护主义者,曾是1897-1898州总理联席宪法草案会议主持人和联邦运动领导者。里德是自由贸易领导者,反对巴顿提名。

总督霍普顿(Lord Hopetoun)只好按惯例,任命此时为新州总理莱因爵士(Sir William Lyne),担任联邦政府临时主持人。那些知根知底了解其反联邦运动的人,不愿与其共事。莱因无奈之下辞职,总督只好临时在1900年底改换任命。史家称“霍普顿盲选”(Hopetoun blunder)。巴顿这位曾出色的联邦运动领导人可谓“临危受命”。

巴顿组成一个强班子领导议会选举。六个内阁成员都是原各州的总理。此外,巴顿有两个亲密朋友成为其最好的联盟。一个是随后选为上议院领导的奥康纳(R.E. O’Connor) ,一个是维州联邦运动领导人迪金,后成为巴顿政府副总理。正是他们开始领导各州各界代表人士参与首次联邦大选。

3月,全国举行大选。代表们不分党派,却主要在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之间角逐。在当选代表中,巴顿组建新政府。

5月9日,墨尔本举行第一届国会开幕式。英国王爱德华七世派大儿子即后来乔治五世(1910-1936)到场宣布祝贺。 墨尔本作为首都直到堪培拉(1927)替代。

首届联邦政府仅是些有政治主张而无以党来区分的议员。若早期政府以政治见解划分党,有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代表两类,都可称“内部党”又叫“贵族党”。若“外部党”,则有劳工党和后来乡村党代表。

澳州此时除州政府有工党外,联邦政府内主要来自工业、商业和工人方面的代表,表明三类不同利益倾向的政治主张。

2.派系斗争

三类派系,竞争妥协。

一是新州巴顿为代表的“自由的保护主义者”。他们期待用国家力量来保证生活的基本标准,扶持弱者,对抗强者,主张介于国家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社会形态。他们与工党的主张在范围程度上还是有所不同。

二是新州里德为代表的新“保守的自由贸易者”,提倡“放任竞争”(laissez-faire)的工商政策,反对用国家力量,破坏人的主观意志的自由。他们与竞争对手主要在理念而非如何达到目的的不同。大牧场主、传统自由贸易者、城区和商业区、进口公司,是他们寻求的支持者。

在上述这两类代表中,又分保守和激进两派。工商和专门职业群体支持保守派,而城镇小部分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支持激进派。

其后以党分派,保守派转到“保守的自由贸易党”方面,而激进派则进入工党阵营。

后来这些党派又产生出侧重乡村而非城区利益的乡村党即当今“国家党”。维州乡镇(Kyabram movement,1901-1902)呼吁联邦政府紧缩和改革。

在不到十年间(1901-1909),因这三个派系之间分化重组,澳洲有五人七任总理的轮流执政现象。

1909年后,澳洲才正式开始有两大党即自由党与工党的执政政府。乡村党通常与自由党组成联盟党。

三是工会代表。工会关注工人利益,代表全澳,无州界区分。工会初心便是改革而非激进或革命的组织,呼吁广大工薪阶层团结一致,争取自身利益,同时,十分注意不要因提倡一般的革命目标而把中间力量赶到自由的保护主义势力方面。

工会代表的优势是得到天主教的支持。天主教会尤其爱尔兰人,一直感到压抑受排斥,把其他力量看作是新教派,非常担心他们把澳洲建成惟一信仰英国国教的社会。

天主教所以支持建立联邦政府,其目的就是要减少英国国教的影响,争取澳洲民族独立于英国。在检查工会和其后成立联邦工党(1902)的目标后,天主教领袖认为,“工会”“工党”彼此没有什么原则区别,因而从1902年起,要求信众加入或支持工党。天主教的态度,与工党团结分裂有直接联系。

3.“白澳政策”

澳洲社会因信仰不同、信仰自由本身而早就形成多元化共识。几乎一开始就排除以一教治国的方向。英国国教与天主教早有彼此共存共荣共享的空间。

在这尚未有政党政治的大选中,第一届联邦政府选举出下议院75名代表。其中巴顿“自由的保护主义者”27人,里德为首的“保守的自由贸易者”32人,沃森(John Watson)的工会代表16人。

上议院36名代表, 11人属保护主义者,17人自由贸易者,8人工会。这些各州议员代表,虽有思想主义倾向,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党代表。即使工会和州工党代表,本身也在自由贸易和关税保护之间分歧不同。巴顿以微弱优势组成保护主义内阁政府。

除对付保守的自由贸易者外,巴顿还要面对坚持本州利益的激进派挑战,主要是南澳金斯顿政府和保守派西澳福雷斯特政府。在巴顿的领导下,各派明争暗斗,班子稳定维持两年半,极其不容易。

联邦政府当务之急,面临诸多问题,即如何施行关税保护政策,鼓励澳洲工业,制定“白澳洲政策”和民族国防政策,确立工业仲裁法,实施建设州之间铁路运输网计划。

工会在上下两院握有关键的平衡票。巴顿需要工会票,才能通过有利于其保护主义的议案。而工会则以制定“白澳政策”作为先决条件,支持巴顿政府。民主选举是各派政治利益平衡的结果。政府只能平衡侧重,作出中庸决策。

万事开头难。第一次国会的议会忙个不停。从1901年5月开始,直到1902年6月,仅在圣诞节休会四周。为了早得到工会支持,政府先行讨论较容易得到支持的“白澳政策”,并通过三个法,即“太平洋岛国劳工法”,“邮电法  15条”和“移民限制法”。

“劳工法”要求昆士兰限制在甘蔗区工作的美拉尼西亚劳工,并要求他们离境;“邮电法”不允许其部门雇佣非白人工人;“移民法”限制非白人移民入境,即所谓“白澳政策”。至于曾作为联邦问题最迫切的“国防法”,因涉及高支出费用,不甚受欢迎,也就未成优先立法选项。想战事起,英国怎么也能靠帮一把。

4.移民限制法

在移民问题上,昆士兰地大人少,需要劳工解决劳力短缺,因而,昆士兰政府起初反对禁用海外劳工的限制。工会要求全国实行禁止非欧洲移民人的单一政策。至于英国政府和其帝国印度、潜在联盟日本,都不赞同并反对限制移民政策。

澳洲联邦成立,要由英国国会批准这个前提,表明澳洲不能真正独立,只能是英帝国一部分,听命指挥。英国早有反种族歧视的明确态度,出于国际贸易和殖民地顺利进行的考虑。1897年,殖民地大臣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提倡“多种族帝国”(Multiracial Empire)策略。

他原则上赞同限制输入廉价劳工,却不允许文件上有任何种族色彩的理由。工会要实话实说,而执政党要顾及皇家面子。如何要“白澳”又不得罪英国和其他亚裔国家,颇费心思。

先前有南非殖民地纳塔(Natal)的模式。南非曾用英语测试法,把想要的印度人带进了非洲甘蔗园。西澳率先引用了这个模式,限制亚裔人入境。

至于用什么语言测试,大有争议,尤其用英语测试有局限,显然不能阻止那些在本国早接受英语教育的日本人进入。

为防止漏洞,不让那些早有英语教育背景的国家钻空子,拒绝非洲美国黑人和英殖民地亚裔人入澳,法案提议用欧洲语言。根据需要,海关人员可挑选50个任何欧洲语言词,对新入境移民进行听力考试。

巴顿总理本人希望仅考英文,所有移民人一律平等,可他手中没有多数票。因为各派代表都同意建立一个以欧洲人为主导的白澳社会,通过限制亚洲和太平洋岛国移民,来确保澳洲本地人的高生活水准。

当时国会仅有下议员斯密斯 (Bruce Smith,1851-1937)和两个上议院帕尔斯 (Edward Pulsford, 1844-1919)和麦法尼 (James Macfarlane,1844-1914) ,反对白澳政策,指责那些怕种族混合融合的人“缺少知识”(want of knowledge)。稍后,社会史家科格伦(T.A.Coghlan,1855-1926)最早在其著作《工人和工业》(1918)用同情心叙述华人和原住民经历种族歧视不幸。

这类少数觉悟者,不能改变历史,而后人史家要认可他们的超前意识,仅是为未来前行少些这类历史的遗憾,多些弥补“缺少的知识”。历史的经验教训虽不能为鉴,独裁者照样独行,也可判断人类思想进步何其艰难。

5.听力测试

几经辩论,1901年年底,国会通过考试入境来限制移民的“白澳政策”,达到“一个民族、一面旗帜、一个目的”的单一文化国家的目的。

工会称赞,这能避免恶劣竞争,确保维持本地工人的高生活标准。《公报》周刊自豪地宣称,澳洲是欧洲外唯一的纯白人国家。

移民限制法很快实施同时受到批评。1903年12月,一艘船Petriana号在澳洲海滩出事搁浅,船上有16名中国人和11名马来西亚人,不允许上岸。引发非人道主义的争议。1904年5月,达尔文上岸的9名中国人,根据移民限制法判6个月监禁,并遣送回中国。

澳洲人访问英国,带回来澳洲不允许英国人入境的坏名声。1905年,自由贸易集团领导人里德为此抗议,批评迪金政府实行这个最“粗鲁”政策。

无论如何,政策一旦确立,难以改变。执行就见效。1906年12月,澳洲宣布遣送3,600 Kanakas人。免于遣送者要求连续居住20年或购有地产。

英语听力测试政策实施后的五十七年,仅有少数人能通过。1902-1903年,805人中通过46人;1904-1909,554人中通过6人;合计52人。1909至1958年废除,无人通过。前松后紧,根深蒂固。有史家提出,1933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有300多海外出生“中国”华人,居住在澳洲20-29年,即入境年在测试法生效后1904-1913年间。笔者认为,既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避难人士进入因素,又有长者凭返乡证回去后“子替父”来的来由。值得细探究。

荒唐案件频出。有埃及血统的德国海员(Hans Max Stelling),能说流利英语、法语和德语,因移民官用希腊语考他未通过,不允许上岸,并判他走私监禁六个月(1903)。反纳粹共产党员、捷克记者(Egon Kisch)1934年10月应邀来澳洲作反战演讲,跳船闯关摔坏腿,拘留后用苏格兰盖尔语测试未通过,判六个月监禁。上诉后,高院判盖尔语非欧洲语言,释放他。其同墨尔本西区人士参与反战宣传。最后安排是,政府支付其法庭费用而他本人自愿于1935年4月离开澳洲。同样,有位受怀疑的新西兰共产党员被听写荷兰语,阻止其入境。

“白澳政策”是政府为推行其他政策,讨工党支持而很快作出的一个决策。彼此出发点有所不同,可自然都有种族至上的一致意识。如迪金就强调,“白澳是民族生活的根”。

6.工厂法

于是就有了这样变化莫测甚至滑稽错乱的画面:年初澳洲华人在联邦政府成立的庆贺活动中,搭牌楼舞狮子,是个非常受欢迎的联邦家族成员。年末未到,他们一下子就成了要被排除在外的“敌人”。这是看他们喜庆联欢的大众,怎么也想不到的。

应当说,这个“法”,基本不触动那些已经在澳洲生活多年的华人群体,同时给予他们“免考试证”往返家乡。华人暂时相安无事。虽有抗争,无奈其变。要等过后时间,才知其要命去根的厉害。

澳洲白澳人的特性身份,经移民限制法和白澳政策,很快知名且超出了国界。休斯总理在一战后,参与国际会议,讨论签署《凡尔赛条约》(1919)。担心白澳政策受威胁和自己成为这个政策的杀手,他两次坚决反对把日本提议的“种族平等”写入“国际联盟”(1920),即当今联合国的前身。

与种族歧视直接联系的是各州“工厂法”。其后,由工党执政的政府修订,带有更强烈的种族歧视偏见色彩。保守主义者,一般不赞同政府有权固定工人的工作时间。

工党和激进自由主义者,虽不关心抽象的权益问题,却集中在如何具体保护工人问题上,如反对华工廉价竞争的罪恶,反对血汗工的罪恶,反对自由竞争的罪恶。

百年后看这些“歧视”,一定不能以“歧视”否定其“公平平等”的内核。否则,就只能停留在不讲公平平等自由竞争甚至剥削欺凌合理的认知水平上。

工厂法起初针对“汗水工”(Sweating)。制衣和制鞋厂把活外包。外劳工尤其妇女、儿童每天工作长达十小时,接受按成件支付的低费。维州工厂法(1873)企图给“外劳工”注册,遭到反对。维州有“反汗水工联盟”运动。其后维州修订或通过八个工厂法(1885-1900)。塔州(1884)南澳(1894、1900)新州(1896)昆州(1896)和西澳(1904)都相继建立和修订工厂法。他们对工厂规则、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和环境都作出具体规定。西澳工厂法(1912)要求华人生产的家具要打上“亚劳工” (Asiatic labour) 印记。

家庭工(Domestic service)其后也在工会要求的工时付费监管下。新州在1891年有家庭工55,867人(其中女工38,208)。“保姆”薪时高便难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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